建国后陈云与毛泽东交往实录
日期:2005-12-06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建国之初,毛泽东要陈云主管全国财经工作

 

6.jpg1949年初,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相继告捷,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气数已尽,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但是,伴随着军事上节节胜利而来的是严峻的经济形势。这时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留下的“烂摊子”。收拾好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

 

为此,中共中央正在酝酿成立一个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财经委员会。派谁挂帅好呢?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前,已被内定为总理的周恩来就向毛泽东提出:调陈云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

周恩来的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好,好,这个将点对了,就由他来主持中央财经工作。”

 

其实,毛泽东也很了解陈云在财经方面的特殊才能。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了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时所表现出的经济才能。后来,陈云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的工作,顺利实现了东北全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较早地把经济稳定下来。对此,毛泽东更是特别欣赏。

 

方案已定,2月6日,毛泽东致电东北方面:请陈云来中央一叙。

 

陈云知道,在全国解放形势日新月异的时候,这“一叙”就是意味着担负更加重大的使命。

 

几天之后,陈云一路风尘,赶到西柏坡。这是自1945年9月离开延安后,陈云第一次与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相聚,大家见面后分外高兴。在西柏坡,陈云与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作了彻夜长谈。通过当面交换意见,陈云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最后拍板。周恩来通知陈云,要他回东北,把工作交待一下,尽快来中央工作。

 

受命之后的陈云,迅速交接好东北手头上的工作,于5月14日抵达北平,并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筹备,7月12日,中财委正式成立,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

 

上任之初,陈云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决定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的中心环节,并把上海作为平抑物价的突破口。那段时间,陈云真是忙碌,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亲自布置和指挥了“银元之战”、“棉纱之战”、“米粮之战”,采取统一掌握货币发行,统一管理财政收支,统一粮食进出,同时,加强征收公粮以掌握大量粮食,集中物资以控制煤炭、纱布及食盐供应,加强税收、发行公债、恢复工厂生产和商品流通等一系列有力措施,给投机资本以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陈云又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这样,陈云不负众望,经过不到一年的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工作,全国市场物价就完全稳住了,迅速消除了国民党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后遗症,取得了新中国经济战线上的第一个伟大胜利,就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不能不为之折服,称这是奇迹。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他还极力称道陈云的理财能力,他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称陈云的这种理财能力为“能”。

 

1950年6月6日,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病重休养,中央决定候补书记陈云代理任弼时的工作。会后不久,任弼时逝世,陈云正式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进入中共中央的核心。

 

1953年,全国出现了粮食供应十分紧张的严重形势,许多地方出现了抢购粮食的现象,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就可能又回到建国初期市场混乱的状态。毛泽东指示陈云,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治理办法。陈云全力以赴投入调研工作,广泛征求意见,经反复权衡形成了实行粮食征购和配售的办法。这年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陈云将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和盘托出。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并决定迅速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后,10月10日,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陈云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的办法。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称不好听,希望改一下。于是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售被称为“计划供应”,二者简称“统购统销”。这个政策的实施,沉重地打击了粮食投机商的投机活动,使全国粮食形势趋于好转。

 

1953年6月,全国财经会议召开。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毛泽东对新税制及其出台程序的不满和批评,搞“批薄(一波)射刘(少奇)”,搅得会议收不了场。正当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左右为难的时候,毛泽东为他出了个主意: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7月下旬,正在外地疗养的陈云回到了北京,并在8月6日作了发言。陈云明确指出:“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不能说没有”,但“不能说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邓小平也说,大家批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但不能把它说成路线错误。他们的这些话,把高、饶的所谓“批评”顶了回去。

 

可是,高、饶两人并没有就此停步。是年下半年,毛泽东出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考虑,提出中央领导班子分一线、二线。根据这一意见,刘少奇考虑试行中央各部部长集体办公制度,党内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高岗、饶漱石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这是实现他们权力野心的好机会,因此急于向党发难。高岗让陈云向毛泽东转达他主张让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意见,遭到陈云的断然拒绝。他又找陈云谈判,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陈云感到问题严重,他再次拒绝高岗后找到邓小平,一起向毛泽东反映高岗的问题。此事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1954年2月,中共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解决高岗、饶漱石篡党夺权问题。在这场斗争中,陈云表现出高度的党性原则,维护了党的团结。对此,毛泽东非常欣赏,他在七届四中全会之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地指出:“陈云是组织纪律最强的。”

 

1954年初,中央成立了由陈云担任组长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工作小组。毛泽东要求计委拿出初稿后由八人小组迅速定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陈云立即召开了中央财经会议布置工作。他要求大家学习毛泽东的工作方法。他说:“毛主席现在搞宪法的速度很快,他的方法是:一、吃饭;二、吃了饭不干别的事情;三、每天搞出几条。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制度。”陈云于4月初拿出初稿呈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表示满意。

 

此后的近两年的时间,陈云把精力和心血全扑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工作上,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赎买的政策,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1956年8月22日至9月13日,七届七中全会召开,为八大作准备工作。全会正式确定了党中央设立副主席和总书记。毛泽东提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在讨论中间,陈云曾表示,他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特地讲了一段话,他说:“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毛泽东作出这样的评价,当然是对陈云长期观察的结果。在八大之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步入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

 

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在回顾建国初的经济工作时说:“从1949年到1956年,我们党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了三大‘战役’:统一经济,稳定物价;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改造。……在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

 

冒进与反冒进之争,毛泽东与陈云的第一次分歧

 

但是,正当中国经济建设高歌猛进的时候,毛泽东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同在中央一线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一贯的实事求是、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事情的原委要追溯到1955年。这年7月,毛泽东觉得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太慢,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像“小脚女人”。随后,他的这一思想即发展到经济工作的其他领域,认为“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强调当前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6年初,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生产指标过高、信贷突破计划过多等冒进倾向。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建设高潮,陈云以其多年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敏锐地觉察到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他时常来向周恩来汇报,每谈到当前的经济过热,两人都有同感,认为这种现象是头脑发热的表现。他跟周恩来说:这个事情我看要提醒大家,经济建设要稳步进行,要注意综合平衡。陈云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赞成和支持。周恩来说:你的意见很对,你要对有关部门讲,我也要讲。

 

于是,1956年初到1957年上半年,陈云和周恩来等人在组织当年的生产建设中,在编制1957年的计划和“二五”计划草案中,积极展开了反冒进的工作。

 

在这场反冒进的工作中,陈云自始至终扮演着主力的角色,他多次参加了对过高经济发展指标的调整,多次提醒大家要防止冒进错误,注意搞好综合平衡。特别是他于1957年初担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领导全国财经工作后,更加积极贯彻反冒进的方针,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防止冒进、稳步前进的经济发展理论。

 

1957年1月8日至10日,毛泽东连续三个晚上召开小范围会议,座谈1956年经济工作。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发了言,一致认为1956年经济建设上“冒”了。陈云还在发言中,着重谈了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问题。过了几天,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陈云将他那篇在小范围会议上发的言作了充实,作了题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理论。

 

然而,毛泽东对陈云、周恩来等人开展的反冒进一直是不太满意的。只是由于当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发生的波匈事件和苏共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反冒进暂时采取了保留态度而没有展开。但是,随着波匈事件的过去和国内的反右派斗争的基本结束,毛泽东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这时,一些工厂和农村还出现了生产迅速增长的新势头。毛泽东由此更加相信反冒进是错误的。

 

于是,毛泽东对陈云、周恩来等人开展的反冒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仅在报纸上批,更多的是在会议上批。

 

毛泽东第一次公开不点名批评“反冒进”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严厉地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这是“右倾”,是“促退”。这些都要恢复。这次全会吹响了批判反冒进的号角。

 

进入1958年,毛泽东逐渐加大了批评反冒进的力度,批评反冒进的调子升得越来越高,既对事也对人。在他和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点名批评了周恩来、陈云。

 

1月3日至4日召开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二五”计划的修改问题,对两年来的经济工作表示不满,还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反冒进。

 

接着在1月11日至22日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更加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要反反冒进。这话一出,使得南宁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得非常紧张。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在猜想,这么严厉的语调,到底是批评谁? 1月17日晚,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有一次提及了对陈云的不满。据田家英后来回忆,他有一次和谭震林一起到毛泽东处谈话,在谈到当时的经济工作时,毛泽东突然拍着桌子说:“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

 

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杭州、南宁会议,陈云因正在养病,都未能参加。几次会议精神,都是听传达。事后,陈云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把反冒进问题看得这么严重,批评得这么尖锐。他深深地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1958年2月上旬,他在身体尚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还是决定结束休养,逐步恢复工作。

 

受到严厉批评后的陈云感到压力很大,被迫多次在后来批评反冒进的会上作检讨。

 

2月18日,陈云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表示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错误”负主要责任。他还检讨说,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毛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是分散主义“错误”。

 

在陈云检讨的时候,毛泽东还插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的制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这段话,很严厉地批评了陈云。他的意思是说,你陈云主管经济,我是主席,却“没有参与设计”!你对我实行“封锁”! 

 

3月21日晚,在成都会议小组会上,陈云又一次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

 

5月16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检讨中说:“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关于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的错误问题,因为这是同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于1956年生产高潮的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过多和某些部分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地多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这种从部分情况出发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当时群众性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情况……”“因为我是财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的错误看法,首先而且主要是我的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

 

应该说,陈云就反冒进所作的检讨是“违心”的,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反冒进是当时经济形势下必须采取的措施,实际效果也是很好的。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左”的急躁冒进思想逐渐在党内上升,使他和周恩来等人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很高,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有一些不正常。为了维护大局,他们只好相忍为党,不能对毛泽东反冒进一事表示异议。

 

在陈云等人检讨以后,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公开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

 

虽然毛泽东表示他还要陈云等人做财经工作,说此外没有别人。但此后一段时间,由于毛泽东亲自执掌了经济工作大权,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地位也在事实上被取消,并且一度还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大跃进”受挫后,毛泽东两次请陈云收拾经济上的乱局

 

由于批评了“反冒进”,1958年,全国出现了比1955年冒进势头更为严重的冒进局面,这就是所谓的“大跃进”。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并把1959年钢产量定为2700万吨至3000万吨。对此,头脑清醒的陈云认为它难以完成。他先在9月中旬华北协作区基建工作会议上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10月份,他又在东北协作区基建工作会议上指出:明年钢铁产量一下子上去那么多,铁路能否适应,值得怀疑。

 

“大跃进”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大跃进”造成的损失,陈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多次不避风险地向毛泽东陈述意见,可毛泽东听不进去。

 

这年秋冬之间,毛泽东开始对“大跃进”运动出现的问题引起注意。这年11月,他在郑州会议上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他已察觉到的“左”倾错误,要求“降温”、“压缩空气”,承认包括他在内,犯了“冒失”的错误。随即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被降为了1800万吨至2000万吨。但是,对于这个数字和其他主要经济指标,陈云觉得还是难以完成。为慎重起见,陈云建议先不要对外公布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并把这个意见向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说了,但胡乔木没有把这个情况转达到毛泽东那里。据胡乔木后来说,他这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到后来上海会议时,陈云也不能恢复名誉。这是后话。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陈云在跟他一起吃饭时提醒他:“明年钢产量1800万吨,恐怕完不成。”可毛泽东说:“我提出的东西,对不对要由实践来检验。”

 

根据武昌会议精神,1959年1月初,周恩来和邓小平请陈云去摸一下1959年计划安排。在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讨论时,陈云再次提出,完成2000万吨钢的指标有困难,说服他把钢产量降为1600万吨,但讨论结果降为1800万吨。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于这个新的指标心里也不踏实,在1月中旬约请陈云、彭德怀、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等人谈话。陈云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指标太高。1800万吨钢,恐怕有点问题。我倾向降到1600万吨。”毛泽东有心改变高指标,十分赏识陈云的见解,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他还提出请陈云就这个问题讲讲话。但把高指标与总路线联系在一起,陈云不摸底,以为毛泽东又要他检讨,便在2月份召开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会上,检讨了自己把困难看得多了。

 

3月底4月初,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将1959年的钢产量确定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为1650万吨。会上,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 当陈云看了会议公报仍把不切实际的指标写进了会议公报时,他对毛泽东说:“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毛泽东认为有道理,随即,陈云提到六中全会结束时他曾向胡乔木说了这个意见。毛泽东听后对胡乔木不向自己转达很生气,颇为尖锐地批评了胡乔木。他在讲话中还特别表扬了陈云:“我1月份找中央几位同志谈经济和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在武昌,对是否发表1959年粮、棉、钢、煤指标的问题,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今年1月,也是他正确。他的话很有一些同志抵触,我就赏识。我看他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

 

会后,毛泽东对压缩后的钢铁指标仍然不放心,委托陈云对此进行研究。

 

为此,在此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陈云带领财经小组成员,连续听取了冶金部的六次汇报,又找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个别谈话,反复询问和交换不同意见。经过认真计算和综合分析,于5月11日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报告:“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但是有人对他的报告提出意见,认为这指标太低,会泄气。为此,陈云又于5月15日致信给毛泽东勇敢地提出:“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这次毛泽东听进了陈云的意见,决定降低有关指标。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为1300万吨。他还说:“去年12月武昌会议决定的2000万吨钢,到了今年1月份,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难以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以改变。人们还想大干一番,要转为上海会议1600万吨钢不可能,转为现在定的1300万吨钢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转不过弯子。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结果,1959年钢完成了1387万吨,钢材完成了897万吨,与陈云提出的数字基本一致。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再次讲到降低1959年钢铁指标的事情,指出:“1959年1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少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压力,不肯改。”直到“(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落实钢铁指标以后,陈云心脏病又一次发作,到外地休养。就在他养病的时候,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庐山会议”。会议前后,毛泽东多次与相关人员谈到过陈云。会议之前,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话,说到“去年计划搞乱了”,并借《三国志》上曹操被袁绍打败后想念郭嘉发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感叹来称陈云为“良将”,并说“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中,毛泽东对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予以肯定。他在提出会议要讨论的19个问题时说:“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5个字安排好,这是6.5亿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谈话时又谈到了以上的这个典故,并说:“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搞”,“陈云当总指挥好,他有短处也有长处”。

 

可是,事与愿违。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反了“右倾”,要继续“大跃进”,使中国经济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1960年冬,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过1961年的努力,经济调整取得了进展,但由于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整个经济形势仍没有摆脱困境,使中央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

 

于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也就是党史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对于前几年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他还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面对经济上的困难,毛泽东又有“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感触,曾三次点名要陈云讲话。但陈云却说:“我这个人其实不是很懂经济,所谓懂得也是一知半解,有一些还是别人吹出来的。”陈云还表示,他正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讲话。“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但在指导思想上仍然没能清理“左”的错误,经济困难的问题未能讲透。

 

会后不久,毛泽东在南方视察,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为了落实“七千人大会”提出的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央于2月21日至23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当前经济形势面临的五大困难,同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和六条办法,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当时,毛泽东在武汉。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随即一起前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西楼会议的情况,着重汇报了陈云的讲话。毛泽东对陈云的讲话十分满意,还风趣地说:“这个陈云在我这里沉默寡言,在你们那里‘大放厥词’,是不是因为我是外行,不足为语啊?”于是,他决定恢复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陈云为组长,主持全国经济的调整工作。

 

陈云临危受命,不辞艰难,毅然主持起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工作,并再次发挥了管理经济的卓越才能。3月7日至8日,中央财经小组开会,研究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谈了七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对1962年的计划来个“伤筋动骨”。出席会议的周恩来对陈云的意见表示十分赞成,他把陈云的话概括成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会后,中央财经小组对1962年的计划进行了调整,并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从此,调整方针和措施得到了贯彻落实,很快取得了成效。

 

“包产到户”之争,毛泽东与陈云的第二次分歧

 

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之后,陈云由于过度劳累,心脏病复发,离京去杭州疗养。这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正等待着他。

 

当时,在全国一些灾情严重的农村,农民群众创造并实行了包产到户这种农业生产责任制,推广范围最广的是安徽省。对于这个新鲜事物,中共中央的态度开始是不明确的,包括毛泽东在内,只是为克服农业遇到的严重困难,将其作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试验。但“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的思想有了变化,他认为包产到户这种形式已经突破了他的政策底线,于是在大会上批判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说他主张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并撤了他的职。但是,农村仍然有些地方在实行这种生产方式。

 

在杭州休养期间,陈云看了安徽搞责任制的材料后,非常重视,认为这与他在农村所见相符,与他所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个路子。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包产到户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此后,陈云一方面派人去安徽,实地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两次请时任商业部部长的姚依林到杭州,同他商议可否将国家征购粮数字定死,超产部分归农民,可否在生产落后的地区采取分田到户的办法,以及就此向毛泽东提出建议等问题。

 

4月中旬,陈云由杭州去上海疗养,正碰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他到韶山三个点调查的情况。田家英在调查报告中主张,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办法,度过暂时困难。他将调查报告同时也送给陈云一份,但得到的反应迥然不同。陈云读后称赞这个报告“观点鲜明”。而毛泽东却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又一次明确表态。

 

6月24日,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分别与在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大家对于“包产到户”的看法基本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陈云打算把这个建议直接向毛泽东陈述。

 

由于毛泽东不赞成搞“包产到户”,这个时候向毛泽东进言,政治风险是很大的,所以有一些人劝他再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自己的建议。但陈云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

 

7月6日,毛泽东刚一回到北京,陈云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在谈完自己的病况后,他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当天下午4时,毛泽东便约陈云去谈了1个多小时。陈云向毛泽东提出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这个办法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他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意见。

 

此后不久,田家英也向毛泽东当面陈述了自己关于有领导地让一部分农民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等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上来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也到中央党校作报告,提出要在农村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人的主张,并在7月17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可是几天后,毛泽东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说,他很不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但陈云同志是中央常委,向党的主席讲意见,组织上没有错。他还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的性质提得如此之高,是陈云始料未及的。陈云听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他只向身边工作人员表示,这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说是“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但是,他顾全大局,对批评未作辩解。7月15日,他离京赴北戴河疗养。

 

为完全否定“包产到户”,毛泽东在连续找了河南、山东、江西三省省委主要负责人谈话后,提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的文件,由陈伯达主持,不让田家英参与此事。毛泽东的观点明朗化了。

 

8月6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前,陈云写信给邓小平,并转毛泽东,除了要求请假之外,还表示“七月二十四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的一个决定”。在半个月的会中,集中批判了“反对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和“单干”的思想,把这个问题提到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来批判。但会上始终没有点陈云的名,可了解情况的都清楚,陈云是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党内存在所谓的三股风中的“单干风”和“黑暗风”就是与陈云息息相关的。会后,毛泽东再次表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

 

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提“包产到户”的问题了。

 

新时期,陈云正确评价毛泽东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虽然对陈云支持“包产到户”、对严重形势作实事求是估计不满意,但对陈云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才能并没有一棍子打死,接受了他关于综合平衡的观点,主张再也不搞高指标了,并且仍然时常掂念着陈云。

 

1963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有人与陈云同志争论是否要提三大平衡问题,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正确的。后来中央常委为学习雷锋题词,其他几个常委都题了,陈云是最后提的,在报上发表了。毛泽东说,陈云补了一个题词,很好,如果陈云身体好,很希望他能参加今年国庆节的活动。1964年5月,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业建设方针时,毛泽东说,他对陈云很怀念,在“大跃进”时,大家头脑发热,陈云在压低指标上提过多次意见。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这个教训永远也不能忘记,永远也不能够再干了。1965年初,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的工作汇报时,再次提到1959年降低钢铁指标问题。他说:1959年1月,我找几个人谈话,当时陈云的主张是对的。陈云主张发表时要低一些,他说了个数,1700万吨。我表示同意,但是他误会了,认为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以后我让他讲话,他就检讨。回到北京,6月13日,降到1300万吨。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并要在座的周恩来到上海看望陈云时,把这些话捎给他。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6年8月18日,陈云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文化大革命”的群众集会,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大厅内进行了简短交谈。毛泽东问陈云:“你觉得党内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陈云回答说:“只要主席在,大风大浪都不怕。”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云就说了几句,而且全然不是疾声厉色,干干巴巴的。会后,林彪对毛泽东说:“陈云是不是病得很重?”毛泽东说:“老毛病了。”九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为陈云等九人拉票,说到陈云时,他说:“陈云历史上没有变节,经济方面还是懂一些,右是右了些,右还不是极右!”

 

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这对毛泽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开始怀念“文化大革命”前半段被排挤和打击的一些老干部,觉得也许他们是正确的。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周恩来开始大胆地解放和起用一些老干部。借着解放老干部的势头,1972年4月24日,陈云经中央批准回到了北京。不久,他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在江西“蹲点”的情况,并请求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或参加老同志学习班,到外地搞调研。毛泽东批示都可以同意,于是,陈云参加了由总理副总理及各综合部门负责同志组成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并受周恩来的委托,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陈云对此深感悲痛。他参加了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并于9月11日、15日、17日为毛泽东守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何对待、评价毛泽东成了中国政治的焦点问题。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陈云配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坚决主张批判怀疑和否定毛泽东的思潮,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为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了毛泽东,他说:“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快58年了。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

 

不久,他又对胡乔木等人说起毛泽东时,他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身上也有封建残余,有些习惯很不好,说过的话,有时不承认,搞经济工作是外行,不过,全盘否定他就是否定我们这个党,还是一分为二地看他的错误。”

 

1981年3月24日,陈云同前来探望的邓小平谈话,对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提出两点修改意见,其中一条是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样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此外,陈云还曾四次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邓力群谈话,指出:“毛泽东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我党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个极大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同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第三,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第四,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五,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责任编辑:安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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