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中的周恩来
日期:2016-09-09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是一段凯歌高奏的岁月:奇迹般地制止了危害人民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顺利实施……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高层在如何确定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周恩来主张反对急躁冒进。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从1956年到1958年,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中央高层发生了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激烈争论。其是非曲直早已被历史验证,但经验教训值得人们长远深思。

反右倾保守引发急躁冒进

在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同时,中共领导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改造个体手工业和工商业。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因任务艰巨,原来的设想要10—15年的时间。起初,中共领导人的头脑是比较冷静的。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中国情况复杂,经济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可能需要三个五年计划。10月,他同工商界代表谈话时还强调:“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然而,农业合作化的顺利推进改变了毛泽东的最初设想。到1955年1月,全国新办的合作社已达38万多个。这固然有土改后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向往社会主义的一面;也有人为因素的拔苗助长,不但有相当多的合作社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迫农民建立的,而且建社以后在分配制度等方面也存在相当严重的不合理现象。这时,中共中央最初同意在巩固中稳步发展的原则,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但当他视察了南方,听取了部分省里干部的汇报后,对形势又作出了新的估计和判断,认为合作社不但不应停止发展,反而应该加快推进。而且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毛泽东以农业合作化为先导要掀起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1955年冬,毛泽东兴致勃勃地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热情写下序言和大量按语,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改造可以提早一些时候完成,接着他又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和《农业四十条》。并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不切实际的农业发展的战略构想作为推动力量,要求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根据他的意见,正式决定:“把反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展开这个斗争。”

反“右倾保守思想”成为1956年初指导各项工作的基本方针,周恩来等其他领导人开始是积极赞同的,他称《农业十七条》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受到推动后“变化很大”。这除了认同毛泽东的权威和希望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外,还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一个基本理念: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信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热潮,必会推进经济发展高潮的到来。但是,面对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也隐约地显露出某些忧虑。他在两次重要会议上分别提出:“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对毛泽东所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周恩来也作了限制性的解释:“这只是讲大体完成”,“不论从地区或部门看,都还会有不少尾巴”,“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显然,周恩来对加速发展的方针是持慎重态度的,他同刘少奇、陈云等的思想和行动在这时也是处于被动地跟进状态。

反右倾保守思想形势逼人,各级领导人的头脑开始普遍发热。《农业十七条》《农业四十条》公布后,一些省市就开始行动起来,提出1956年就要完成1957年的指标,更激进的地方提出要总结亩产“千斤粮、万斤薯、百斤棉”的增产经验加以推广。头脑发热的不光是地方负责人,在中央的各业务部门也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应:急速修改提高的也不全是农业指标,还有工业、交通等各项指标。国务院各部门召开了21个专业会议,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到5年甚至3年内完成。如果说远景规划中的高指标还只是造成一种“跃进”的气氛,那么,1956年计划的修改则直接影响到当年的经济运行。本来,中共中央批准的国家计委提出的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增幅已经高得惊人,由于反右倾保守的压力和追求高速发展的热情,各省市和各部门还纷纷要求追加投资,投资总额较上年要增加1倍以上,基本建设项目和建成项目远远超过整个一五计划规定的数量。这就出现了周恩来所说的“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混乱局面。

周恩来明确指示:“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两次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促“退”。即使这样,国务院下达经过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一些主要指标仍然很高。因此,第一季度刚刚过去,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严重后果便相当突出地表现出来,财政紧张、物资供应不足,生产和基本建设秩序混乱,造成了国民经济运行相当困难的局面。

但是,这时在中央领导层某些急躁冒进的情绪依然存在。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当年追加基建预算20个亿,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尤以周恩来发言最多,认为这样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主动去找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让毛泽东非常生气。以这次会议为标志,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建设速度上的分歧开始显现,周恩来的反冒进也由此展开。

反对冒进的艰苦努力

1956年5月,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日趋严峻的局面,周恩来由防止急躁冒进进一步转到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上来。作为国务院总理,他要给人民当好管家,反冒进是经济形势和其高度的责任心使然,根本没有想到是与毛泽东的主张抗衡,只是认为这属于纠正实际工作中失误的正常措施。也正因为没有思想顾虑,才有反冒进的鲜明态度和果敢决策。

查阅《周恩来年谱》,关于反冒进可以拉出一个较长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既有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绪,又有经济计划和建设中的冒进现象,方方面面都很棘手。为此,他讲了许多也做了许多,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是坚持尊重实际,大力削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

为了印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4至5月到几个钢铁基地作实地调查。他了解到各地钢厂不仅不能增加产量,有的甚至对完成现有的生产指标都觉得没有把握。这样,他心里更有底了,“只要摸清了情况,就敢于抗大流”,决心把主要精神放到反冒进问题上。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言词恳切地说:“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同李富春、李先念再次交换意见,旨在解决定得过高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明确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在向中共中央提交国家预算报告稿时,周恩来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并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和论据,提出了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的建议,得到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的认可。

周恩来马上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会议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研究继续压缩不切实际的国家预算,准备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针对不同意见,他神情严肃地说明计划和预算应该统一、高了就“一定要削减”的道理。

6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强调克服片面地求多求快,生产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说: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出来的结论”。报告为全国人大会议全面接受。

在《人民日报》6月20日发表的第二篇社论中,反冒进的提法引起毛泽东的不快。这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是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的。指出:“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事先,刘少奇修改后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了3个字:“不看了”。这包含了极大的不满情绪。其实,这篇社论绝不是针对毛泽东本人,而是为了配合反对急躁冒进行动,对引导各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重视和在工作中纠正冒进倾向起了积极作用。

周恩来坚定的态度和其他领导的共同努力,使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得到了遏制,1956年的经济发展从下半年起转向平稳健康,而且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

二是坚持综合平衡,主持制定既积极又稳妥的“二五”计划建议。

在急躁冒进受到抵制,经济建设趋于正常后,1956年7月以后,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工作重点转向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准备一个重要文件。

面对经济建设中的情况,周恩来既清楚种种有利条件,同时也正视存在的种种不利因素。他何尝不想有一个较快的建设速度,这既是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也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需要的,但确定建设速度,“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应当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就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

“二五”计划的编制始于1955年8月,不久便提出了比较接近客观实际的轮廓数字。可是,随着《农业十七条》的提出和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被纳入远景计划的各项指标跟着大大抬高,而这些过高的指标在4月下旬又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使正在编制中的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无法取得平衡。国家计委相继提出两个方案,由于对指标的调整都是非实质性的小修小改,从而使整个编制工作陷入困境,而此时距中共八大的召开只有两个多月了。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陈云等认为,必须当机立断,搞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从7月3日起,周恩来连续3天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研究国家计委报送的两个方案。经过充分交流,与会者一致同意继续精打细算,在积极稳妥的基础上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向中共八大提出接近实际的“二五”计划建议。可以说,这是一次大幅度降低高指标的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会议,从思想上反对和清理了脱离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离开综合平衡的急躁冒进倾向。

这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后,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委,应根据“一五”计划已有的经验,做好各项平衡工作,留有余地,即要正确估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总额;在此基础上安排积累与消费比例,妥善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提出稳妥的投资总额,以编制出可行的方案来。在7月里,他同国家计委负责人不断商议,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据当事人回忆,“总理在编制计划中,总是辩证地考虑问题”,“亲自确定控制数字”,“建议中的数字各方面都是经过反复平衡的,都是总理呕尽心血考虑的。”

还应说明,制定什么样的“二五”计划,除从中国国情现状出发外,苏联方面的意见也是重要的。因为“二五”期间的建设规模,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对方对华援助的规模,以及能否如期提供设计方案,供应物资设备。早在1956年1月,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已经提出了倾向性意见,部分官员认为中国的财政计划指标偏高,重工业计算有很大的假设性。对“二五”计划原定的宏大目标,苏共中央主席团多数人都认为中国的计划是不现实的,“速度过快了”。李富春访苏征求意见后颇为感慨地承认:通过这次谈判感到,我们原来提的计划和方案确实冒了。来自莫斯科的态度支持了周恩来对“二五”计划的修改。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先后形成“二五”计划建议(草案)第六稿和“二五”计划建议报告第三稿。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他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总结了前几年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阐述了影响经济建设全局的若干问题,还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等明确观点。这个报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实践探索,对经济客观规律的认识正在走向深化。大会通过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国民经济在一段时间内积极而稳妥地向前发展。

三是坚持适当收缩,指导制定新的国民经济年度计划。

冒进的情绪很容易鼓动起来,而反冒进的精神要贯彻下去却有一定难度。尽管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写进了中共八大决议,但并不意味着冒进的情绪已完全得到克服。这个时候,周恩来、陈云等把反冒进的重点放到领导编制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预算上来。

这项工作是由刚刚成立的国家经委从1956年7月开始编制的,当经委把基建投资额由最初的243亿压到150亿时,各部门、各地区嗷嗷直叫,反对再往下压了。面对这种现象,周恩来认为,急躁冒进还未平息,还得继续反。

从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研究1957年的控制数字。国务院领导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但与会者有的仍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定得高一些。周恩来指出,过去“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为统一政府各部门的思想,周恩来请各部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会议。他在总结讲话中,分析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建设方针失误是“只搞重工业,不注意人民生活”。然后又恳切而坚定地说:“我们国家这么大,很落后,人口多,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现在的速度“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明年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各部“都应该退”,“有的应该退少,有的应该退多”,“目的是保持平衡”。

这些耐心有力的思想引导,加之急躁冒进对经济危害的事实摆在面前,使与会者的认识大体取得一致。当时“总想把工业多搞些”的冒进者,经过几天的会议也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有些片面和主观”。

11月10日到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和几位副总理继续反对急躁冒进。会议第一天,周恩来在《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为使全党高级干部从过去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更多教益,再度阐释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路,总结“一五”计划的得失,继续批评了1956年的急躁冒进倾向。这天,刘少奇在报告中就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和建设速度问题也发表了相近的意见。

毛泽东感觉,此次会议形成了一次全面性的反冒进会议,是反冒进的“集中表现”,而且“到了高峰”。他不满意周恩来、刘少奇的讲话,但当时也没有提出批评,只是在结束时的讲话中谈了7点意见,不赞成反冒进继续开展。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被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通过并在会后得到贯彻执行。

周恩来等反冒进的坚定态度和不懈努力,推进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1957年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而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标也大幅度超额完成。满怀激情的中国人民稳步踏上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道路。

反反冒进中相忍为党

1957年春天,中共在党内开展整风、在全国进行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其中的一个考虑,是解决1956年以来党内对经济工作的争论。他对周恩来等的反冒进十分不满,想“借整风统一思想”。这年秋天,国际上波匈事件已经过去,国内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毛泽东开始着重考虑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有两个新情况对他的思考也产生了影响:一是整风中有人利用反冒进争论攻击新中国的经济工作搞糟了,甚至提出共产党不能领导经济;二是他出访苏联经与赫鲁晓夫交流,提出十五年后赶超英美的设想。当时就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

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反反冒进的信号,虽未点名,但以尖锐的语言指出,去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另外两个是《全面农业发展纲要》和促进委员会。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取得更高的发展速度问题,与此同时对反冒进的批评随之升温。

两次杭州会议,讨论中共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等。他十分欣赏各地正在掀起的生产建设高潮,批评反冒进,对这两年经济工作表示不满。他对周恩来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接着,毛泽东主张再开一次范围更大的会议来解决反冒进的问题,这就是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按周恩来的建议,会议的重点本来是总结“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二五”计划及长远规划等问题。但是,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他从政治和工作方法的角度进行分析批评,认为反冒进是给六亿人民泼冷水泄气。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如此严厉的措辞,使会议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毛泽东拿出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当众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周恩来没有想到毛泽东把问题提得那么严肃,二人单独谈话后,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反冒进”这个问题是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最重要的是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的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他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周恩来对毛泽东脱离实际的批评未作任何解释和申辩,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紧张气氛。

作为头脑清醒的领导人,周恩来既要支持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检讨反冒进的错误,又要在工作中尽可能坚持稳重的立场,可以说处在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但此时,毛泽东的反反冒进还要继续。1958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接着批评反冒进。这时,像周恩来这样受到严厉批评的一些领导人不便再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会议的第一天,他又提出反冒进的问题,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18天的会期里,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除了听取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6次长篇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所指出的问题,继续对反冒进进行检讨。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还没感到满意,认为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要周恩来从“方法问题上”继续检讨。

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五八年的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等37个文件,各项指标大幅度提高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周恩来受到批评,但他没有因此退缩,顶着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用会议通过的唯一一个“促退”的文件使他主抓的三峡工程没有匆促上马。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把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改变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10天的大会发言中,“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毛泽东分别约周恩来、陈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让他们在大会上就反冒进问题再做一次检讨。

究竟怎样做这次检讨,周恩来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在反冒进问题上,他内心是矛盾的、苦闷的。如果从实践结果看,反冒进是对的;如果从群众高潮来看,是否结果会比现在更好些又难以预料;而从顾全大局以及毛泽东在历史上的正确性来看,似乎又有检讨的必要。他的秘书后来回忆到:“他说一句,我记一句。”“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周恩来在大会上的检讨中,再次承认自己是反冒进错误的主要负责人,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特别指出这个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方面挖思想根源,从机械和静止的平衡方法上找主观原因,还从对群众积极性估计不足、忽视集体经济这个决定性等条件剖析了错误所在。在周恩来、陈云按照会议意图做出深刻检讨后,毛泽东宣布“反冒进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党是团结的”。

有人会想,周恩来反冒进的主张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也是为其他领导人支持的,为什么毛泽东一反对就不再坚持己见、而且还三番五次地检讨呢?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既要从周恩来相忍为党、严于律己的品格修养来看,又要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一方面,周恩来反冒进是出于纠正实际中出现的问题,丝毫没有与毛泽东展开方针、路线之争的意思。战争年代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主张和意见往往是正确的、高人一筹的。无论出于责任感还是战友情谊,周恩来虽敢于表示不同意见,但在内心里对毛泽东是十分敬重的。起初他用一副对联形容自己,“客观的可能性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之后,严于修身的他不会不作反思,是否“或多或少都存在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否“又带来了副作用”?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头”。这番话实际上是说,如再进行反冒进,就是不要党的团结的分裂主义者。在愈来愈烈的反反冒进斗争面前,已经没有人能够再发表不同意见了,反而有些人不知是为顺从毛泽东的旨意,还是出于自身的认识程度,对反反冒进推波助澜,“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是使人难堪的”。周恩来的违心和痛苦更多是来自这些因素。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的委婉请辞虽未被批准,但中共中央成立了若干领导小组,使他失去了在经济工作上的领导权。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不能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反冒进和反反冒进,到这个时候告一段落。这场争论直接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中央集体领导受到损害,党内生活出现不正常状态;二是“左”的错误迅速发展起来,全国立即掀起了一个打破常规甚至违反常识、追求高速度、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使本来就底子薄、基础差的新中国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严厉惩罚,然后又进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这个时候,毛泽东用“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谈起陈云,同时感慨道:“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无怨无悔的周恩来在困难处境中,再次挑起领导经济调整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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