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馆藏档案中毛泽东的形象(1928—1945)
时间:2018-05-11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彭 程


在日本,最为著名的三大档案馆分别是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图书馆,其中保存着大量日本战败投降前由其政府搜集整理成的有关毛泽东情况的档案(目前,这三大国家级档案馆所藏的档案大部分经过数字化处理,被统一收藏到位于东京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并被归档。为了叙述方便,本文统一使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经过数字化处理后的档案号,而非原来纸质档案的档案号。)。从档案的内容来看,涵盖了从1893年毛泽东出生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52年。从档案形成的时间来看,跨度为从1928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17年。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档案是日本当时在中国搜集的有关毛泽东的情报,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当时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众所周知,日本一向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十分排斥,抗战时期还提出“共同防共”来诱降国民政府,因此很容易让人想象到当时形成的档案中有关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十分负面,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了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局势,维护日本在华的利益,尤其是为侵华服务,日本政府各部门在搜集情报时,基本遵循真实性这一原则,这一点也贯穿了1928年至1945年的始终。

因为战后日本有关毛泽东的档案很多尚未解密,所以难窥全貌,但其战败前的相关档案已基本公开了,这为毛泽东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史料,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研究视角。

日本三大档案馆有关毛泽东的档案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九一八事变之前、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每一个时期毛泽东的形象都不同,以下分别展开论述。

一、九一八事变之前

据笔者考证,日本档案中最早出现毛泽东的有关情况是在1928年7月13日。日本驻长沙领事糟谷廉二在向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提交的报告中说:“由茶陵、攸县转移到江西省内莲花、宁冈等地的朱毛红军据说拥有数万人,五千余支步枪,此外还有迫击炮、机关枪等武器,兵强马壮,不可轻辱。” (《1.在長沙領事館/1 昭和3年4月2日から昭和5年5月7日》(1928年7月13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2500。)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档案中毛泽东的形象主要是作为红军中最为知名的部队红四军的主要缔造者和指挥者而出现的。

自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中共开始正式走向武装斗争的道路,并随着各地红军的组建和根据地的开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又一次迎来了高潮。此时,正值日本大举侵华的准备时期,即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因此日本情报搜集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武装斗争十分关注,其中红四军屡屡被提及,而作为红四军的主要缔造者和指挥者的毛泽东自然不会被日本情报部门所忽视。

对于红四军建军的准备,日本档案是这样记录的:“为了执行此次紧急会议(指八七会议——引者注)中通过的暴动政策,毛泽东回到故乡湖南在省内各地组织农民参加暴动,于是各地暴动频发。同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其成绩在四省(即湖南、湖北、江西、广东)中最为出色。但毛泽东认为,为了更大程度开展武装起义,扩充武器和扩大队伍势在必行。于是,他首先联络了湖南南部的土匪头目周文、陈光保(原文如此——引者注),接着又联络了江西西部的土匪头目袁文才、王佐,说服他们听从指挥,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开始活跃在湖南南部及江西南部等地。” (《中南支地方共産匪行動状況ニ関スル調査報告書2》(1930年12月31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6100。)

由此可见,日本档案不仅记载了红四军的主要活动区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由毛泽东领导创建的,而且指出红四军的骨干力量除了秋收起义的班底之外,也是毛泽东通过说服袁文才、王佐等地方势力参加革命而形成的。特别是日本留存档案认为,由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在“四省中最为出色”,这也为红四军今后的活动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这些都充分显示出毛泽东是红四军主要缔造者。

对于红四军的建军过程,档案如是显示:“朱德率余部来到井冈山,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1928年4月,两支军队合并,这是中国最初的红军组织。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兼党代表。这就是中国红军中最优秀的,集组织、训练、武力等要素为一体的朱毛红军,也就是红军第四军”。

这里所用的红四军是“最优秀的”的定语绝非徒有虚名或不实之词,而是可以通过其他档案来进行佐证,笔者将档案透露出的信息归纳起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战斗力最强。除了上述日本驻长沙领事馆认为红四军“兵强马壮,不可轻辱”之外,在红四军活动区域内日本各领事馆均有大量的相关报告。

1929年7月18日,驻厦门领事寺屿广文致电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说:“已多次报告有关朱毛红军情况,自从张贞的援军战败之后,红军再度活跃,7月初把陈国辉部从龙岩逐出” (《5.在厦門領事館》(1929年7月18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3200。)。这里提到“多次报告”说明红四军的活动经常引起驻厦门领事馆的关注。此外,1929年2月13日,驻九江代领事有久直忠致电外务大臣田中义一说:“过去在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各省边境十分活跃的朱毛红军,目前其行动逐渐减少”。甚至有报告写到:“据说很多政府军对朱毛红军是望风而逃。” (《中南支地方共産匪行動状況ニ関スル調査報告書3》(1930年12月31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6200。)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驻汕头领事别府熊吉于1930年4月上旬向外务大臣提交的系列报告。其中6日提到:“朱毛红军目前有四五千士兵,一千步枪,本月1日攻占南雄,更试图进入仁化、始兴两地,此两地已陷入非常危急的境地,红军有更进一步向连平方面进军的迹象。” (《6.在汕頭領事館/3 昭和5年2月18日から昭和5年7月21日》(1930年4月6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3500。)次日,别府熊吉又紧急报告:“朱毛红军3日到达定南,抓住闽南没有政府军驻军的机会经东江上游向汕头腹地进军。江西省内朱毛红军的另一支部队于上个月31日在瑞金发动起义,与金蕖鼎(应指金汉鼎——引者注)麾下的一个团合并,已经逼近闽赣边界” (《6.在汕頭領事館/3 昭和5年2月18日から昭和5年7月21日》(1930年4月7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3500。)。11日补充道:“如多次汇报过那样,朱毛红军前几日攻陷了南雄,又向始兴进军。” (《6.在汕頭領事館/3 昭和5年2月18日から昭和5年7月21日》(1930年4月11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3500。)6天之内就中国某一支军队的动静连续发3封电报,这在当时日本驻华使领馆中较为罕见。

甚至连日本海军都对红四军表示了关注。1929年3月26日,马公要港 位于澎湖岛西部,马公湾北岸。司令滨野致电海军次官、军令部次长说:“据66号的厦门25日报: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最近在福建西南出没,攻占汀州,政府军(大约四支军队)退至上杭线,转入防御。” (《5.在厦門領事館》(1929年3月26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3200。)

其次,军纪最佳。1930年外务省的报告书中写道:“朱毛红军具有一定的训练和组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共产主义政策……但对无产阶级和普通百姓秋毫无犯。红军打倒军阀及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严惩土豪劣绅,这完全不是土匪的行径。”( 《中南支地方共産党及共産匪行動状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1》(1930年11月15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16600。)“朱毛红军排斥所谓的‘军事冒险’盲动主义,力戒滥杀、乱抢……军纪肃然。” (《中南支地方共産党及共産匪行動状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1》(1930年11月15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16600。)当时日本政府上下普遍认为红军是一群乌合之众,军纪涣散,与土匪无异,但外务省的报告通过观察红四军的行动对此予以澄清。

再次,成果最大。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其二是援助和支持其他红军。

红四军转战湘、赣、闽、粤四省,如上所述,日本驻这些省份的领事馆均对红四军予以密切关注。而红四军在其活动范围内,一直致力于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1930年,日本驻九江领事馆向上级报告说:“第四军在井冈山期间,在当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毛泽东兼任主席,并开设红军军官学校对青年农民实施军事教育。之后转战各地,组建红色农会,或将农会改组为革命委员会,甚至建立以之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 (《中南支地方共産党及共産匪行動状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1》(1930年11月15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16600。)

笔者在日本的档案馆里找到了一份档案,内含一份题为《永定县委报告第五号(1929.7.6)》的文献,即闽西苏区中的永定县委于1929年7月6日向上级提交的工作报告。当时日本驻厦门领事馆认为这份文献十分重要,将它全文译成日文,提交给外务大臣,其中的内容有:“(1929年——引者注)6月11日大会正式开始,根据前委代表毛泽东的指示,大家花了一周时间就以下问题进行了调查,主要包括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以及政治组织、物价、洋货入侵、农业破产等。6月18日继续开会,会议推举了五人任主席团成员,任命了13人组成起草委员会,从10日开始就政治、土地、政权、组织、宣传、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等内容进行起草。会后在毛同志的指导下,展开了切实而具体的讨论。其间因为毛同志患病,推迟了组织、宣传、工人运动这三项重要问题的讨论,先讨论其他议题。在毛同志尚未痊愈的情况下,传来了李旅(所指国民党军何部,不详——引者注)入汀的消息。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变更行动的计划。特委在制定应敌计划的同时,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执行。之后会议继续召开,一直持续到29日才宣告闭幕。”(1929年6月8日,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上杭境内召开。6月22日,中共红军七大在龙岩召开。此处日期有误——引者注) (《昭和5年7月14日から昭和5年12月27日》(1930年9月30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443300。)

由上可见,毛泽东对工作尽职尽责,即便在患病期间,也坚守岗位,指导闽西地区的政权建设和对敌斗争。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毛泽东是密不可分的。

当时中国各地的军阀,甚至国民政府军各部之间普遍存在“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积弊,这极大影响了部队整体的战斗力。加之红军所在区域都地处偏僻,彼此相隔甚远,因此日本方面当时对红军的一大关注点是“各地红军之间互相如何取得并保持联络” (《中南支地方共産匪行動状況ニ関スル調査報告書1》(1930年12月31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6000。)。

1930年10月28日,日本驻长沙领事糟谷廉二向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报告:“现在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的红军都已进入江西境内集合,但他们出没不定,见首不见尾。在何主任(指何成浚——引者注)对他们予以重兵包围打击后,他们再次化整为零,巧妙突围。” (《昭和5年10月9日から昭和5年10月28日》(1930年10月28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18700。)此外,“朱毛红军和红军第20军一起逼近萍乡、莲花、袁州一带,与景德镇的方志敏部遥相呼应。他们试图联合起来夺取南昌、南浔一线的铁路”。 (《昭和5年8月10日から昭和5年10月17日》(1930年9月30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23800。)这些记录都显示出红四军与其他红军之间有着良好的配合。

其实不止是配合的问题,事实上红四军经常给予其他红军以思想上的指导和物质上的帮助,甚至直接帮助组建其他红军。“江西的红军第三军、广东的红军第十一军、福建的红军第十二军都是在第四军的帮助下组建的,而且现在还听从其指挥。此外,最近因为攻占长沙而震惊中外的彭德怀第五军的实力目前在全国排在第二位,之前也一直接受过朱毛红军的指导和援助。” (《中南支地方共産党及共産匪行動状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1》(1930年11月15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16600。)

红军的建军过程也是日本方面一个关注点。一份报告指出:“此外,对地方农民实施军事教育,同时发给他们武器,组建工农革命军或赤卫队、游击队等,然后以这些武装团体为基础组建红军。在第四军的帮助及指导下在广东东部组建了红军第十一军,在福建西部组建了红军第十二军,在江西南部组建了红军第三军等。” (《中南支地方共産党及共産匪行動状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2》(1930年11月15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16700。)

值得一提的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毛泽东的权威评价来自一份报告书,即《关于华中华南地区共产主义行动状况的调查报告书》。该报告书是外务省集驻长江中下游所有使领馆之力,于1930年12月由日本驻华公使馆提交给外务大臣,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调查的集大成者。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主要党员简历》一节,列举当时数十名共产党员骨干,包括林祖涵、谭平山、刘少奇、恽代英等,而简历字数最多的则是毛泽东。在介绍了毛泽东的基本情况之后,报告书作出了如下论断:

“毛泽东沉默寡言,敏而好学。醉心于军事理论知识,谨慎沉稳。民国13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指国民党一大——引者注)以后,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候补委员,和武汉政府时期的农业部部长(应指谭平山——引者注)、湖南省共产党委员夏邑(应指夏曦——引者注)等人极力从事湖南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在湖南的农民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在湖南南部二十余县的指导基本上深入人心。”

“武汉政府和共产党合作破裂后,毛泽东和霍秋柏(应指瞿秋白——引者注)、苏兆征在江西九江 当时日本的调查机构普遍认为八七紧急会议是在江西九江召开的。召开八七紧急会议,批评了机会主义思想,决定付出实际行动来推动暴动政策。之后回到湖南指挥秋收起义,发动广东的农民起义,在各县都树立苏维埃政府的四个省(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在秋收起义中,湖南被评为成绩最好的省份。当时毛泽东等人感到最困难的就是缺乏武器。于是他们为了壮大实力,开始实施招安土匪的策略。首先就是和湖南各地方实力雄厚的土匪周文、陈光保取得联络,然后说服江西实力雄厚的土匪袁文才、王佐等,取得成功后选择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与朱德合作组建了红军第四军。” (《中南支地方共産匪行動状況ニ関スル調査報告書4》(1930年12月31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986300。)

这份报告评价了毛泽东在苏区时期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作的贡献,比共产国际于同年3月误发的毛泽东讣告仅晚了9个月( 参见邱文生:《“毛泽东在福建前线病逝”:70年前共产国际讣告之谜》,《福建党史月刊》1999年第3期;贺吉元:《共产国际误发的毛泽东讣告》,《文史博览》2007年第4期。),是目前所能查到九一八事变前国际上第二份有关毛泽东的评价。

二、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6年间,日本整理搜集的有关毛泽东的情报较少,这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大举侵华,其关注的重点在东北和华北,不管是军部还是外务省系统的情报机构,都以东北和华北地区为中心展开活动,而长征之前毛泽东及红四军的活动范围基本限定在华南地区;其二,1934年10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沿途经过的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陕西等省开设的日本使领馆很少,加之这些地区本就是日本政府和日本民间人士较少涉足之地,因此其情报来源不畅。

这一时期日本关于毛泽东的档案主要与西安事变有关,其形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推动者。西安事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转折点,作为侵略者的日本自然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首先,日本认为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之一是东北军和西北军潜入了很多中共地下党员。一份报告指出:“根据密报,于学忠部与杨虎城部已经相当程度共产主义化。于学忠作为中心人物而被共产党员推举。” (《昭和12年1月1日から昭和12年1月12日》(1937年1月11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29700。)另一份报告指出:“陈中校(所指何人不详——引者注)在西安事变前奉中央之命对东北军进行宣传安抚,前去西安。但东北军已经相当程度的共产主义化,导致宣抚工作无法进行。” (《昭和12年1月22日から昭和12年1月26日》(1937年1月22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30000。)

中共在此期间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保持紧密的联系和良好的配合,力图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方对此是有觉察的。一份报告指出:“事变初期杨虎城等人与共产党是全面性的合作的……在西安,共产党的活动并未公开。周恩来在此地也极力隐藏了各类活动。他主持的红中社一直在 秘 密 发报。”( 《昭和12年3月から昭和12年6月》(1937年1月19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054300。)这里的“ 秘 密 发报”当然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保持的联系。


日本方面也关注到: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吁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局势逐渐朝着对日本不利的方向发展。一份报告指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解除西安危机给西安各紧要人物发送电报,聚集南京各派代表,提倡召开和平会议……各派就救国抗日提出自己的意见。” (《昭和12年1月13日から昭和12年1月18日》(1937年1月14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29800。)

甚至连远在纽约的总领事井上益太郎向外务大臣报告当地的情况时,都提到了毛泽东对西安事变的推动。报告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电报给南京政府领导人及在西安府的兵谏运动领导人,倡议召开一次所有党派的和平会议,包括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提出了两个问题作讨论:即如各党派、派系和军队所倡导的,中国应以抗日自保为先,而蒋委员长应遵循国家统一为原则,以统一战线抗日,停止内战。” (《昭和12年3月から昭和12年6月》(1937年1月19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1054300。)

为了阻挠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1月19日,外务大臣有田儿郎指示驻华大使川越茂:“据我方得到的情报,东北军的将领中基本没有共产党员,但西北军中混入了共产党员,要努力离间这三者的关系” (《昭和12年1月19日から昭和12年1月21日》(1937年1月19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29900。)。而军部更是直接出面,进行活动。当时《大公报》就指出:“日本关东军机关报《京津日日新闻》14日刊载报道一则,极力中伤抗日先锋之张学良,淆惑人民视听。” (《昭和12年1月22日から昭和12年1月26日》(1937年1月25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30000。)


针对日本的阻挠与造谣,苏联于事变的次日,即12月13日发表声明说:“苏联政府鉴于日本政府造谣中伤,谓苏联政府业已与张学良订有同盟条约,并对张加以支持,特授权塔斯社声明该项内容为毫无根据之恶意造谣”( 《昭和12年1月22日から昭和12年1月26日》(1937年1月25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B02032030000。)。

三、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其后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直接开展抗日游击战。虽然这一时期,尤其是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日本有关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记录不在少数,但经常出现的是管文蔚、陈锡联等一线指挥官,并未出现毛泽东的名字。与此同时,有关宏观战略和整体布局则经常涉及毛泽东,因此毛泽东的形象主要是抗日战争的理论家和战略家。

这一时期,日本最为关注的就是毛泽东所写的有关抗战的各类文章。1939年1月,中国派遣军宪兵司令部报告说:“11月1日至4日在红都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中全会(指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引者注),本册子是以11月22日上海的华文报纸《华美晨报》刊登的《基于中共领袖毛泽东所作报告的中国共产党扩大六中全会决议案》为蓝本翻译出来的” (《中国共産党拡大六中全会決議ノ内容 方参特報第4号 昭和14年1月5日 杉山部隊参謀部複刷》(1939年1月4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C11111668600。)。全文翻译说明该《决议案》价值较高,而且之后还对该译文进行了再版,如“杉山部队参谋部重印” 《中国共産党拡大六中全会決議ノ内容 方参特報第4号 昭和14年1月5日 杉山部隊参謀部複刷》(1939年1月4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C11111668600。)。

1942年,陆军省向在华各作战部队下发资料,指出:“毛泽东所著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与战术问题》对共军的影响甚大,特此节译,供各部队参考”。这里的“供各部队参考”当然是希望各作战部队能充分理解和掌握“抗日游击战的战略与战术问题”,以便为“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时提供理论支撑。

抗战时期,日本政府编译毛泽东著作的集大成者是于1944年7月由日军参谋本部制作的题为《毛泽东抗日言论选集》的内部参考资料。众所周知,1944年5月由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的《毛泽东选集》(1卷至5卷),是现存国内最早版本的《毛泽东选集》。而日本政府这部《选集》仅仅迟了两个月,表明当时日本政府对毛泽东抗日思想和战略的高度重视。

该书开门见山地对毛泽东著作进行了说明:“本书选编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自七七事变之后公开发表的抗日言论中最为核心的五篇文章,即《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翻译、印刷之后作为业务参考用,详细内容附录如下。这五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称之为‘毛泽东天才性的著作’,其后经常被中国共产党反复引用,其价值不可低估。此外,在研究国共抗战统一战线中中国的动向方面也具有很高的价值。” (《毛沢東抗日言論選集》(1944年7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A06033501100。)“其价值不可低估”“具有很高的价值”等评语刻画出毛泽东作为抗日战争理论家和战略家的形象。

与此相对,日本很少翻译和“参考”蒋介石的有关抗战的论著。确实,1934年蒋介石所写的有关日本的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在日本国内引发了较大的反响 (参见刘维开:《〈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新探》,《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彭敦文:《30年代蒋介石对日思维——以〈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09年第2期。),但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劝说日本不要进一步侵华,不在抗战理论和战略之列。通过与源自日本政府自身整理制作档案资料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谁是抗日战争理论家和战略家这一问题的日方答案。

其实,日本对毛泽东理论素养的推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就开始了。1933年11月27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射猪太郎致电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说:“8月14日发行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杂志《红旗周报》第59期刊登了以下两篇论文。洛甫:《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将来》;毛泽东:《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 (《中華“ソヴィエト”区域内ノ経済状況及土地問題ニ関スル件》(1933年11月27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C05022779100。)。这是笔者迄今在日本发现的苏区时期日本政府对中共个人论著进行全文翻译的唯一例子。

日本对毛泽东有关抗战理论和战略的看法不仅仅局限于其所写的文章,也通过其他方式来进行。1940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第三课编印了题为《欧洲战争与抗日中国》的资料。其中写到:“毛泽东于(1939年)9月1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谈话,正式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态度。我们首先从毛泽东在延安答记者问入手,来分析他对苏德协定的看法。”该资料在一一列举了答记者问的内容之后,指出:“毛泽东的谈话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为苏德协定辩护的态度,是以德国停止援助日本为前提的,在呼吁调整德华关系的同时,对英国采取戒备的态度,事先打预防针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即害怕英国牺牲中国而对日妥协,又出现了慕尼黑会议上的那一幕,并有必要通过游击战争来大规模开展对日作战” (《中国共産党と第二次欧州大戦》(1940年8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C1111041800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确实是通过毛泽东谈话来分析中国抗战的战略。

四、结语

当时日本政府观察和记录中国,一般都是基于其自身的利益,为其侵华战略服务,从中国国家的角度而非从某一政党的角度出发。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前,中共还不是执政党,对一个非执政党人物毛泽东,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并非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下,持续关注长达17年,这从侧面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抗日战争,对近代中国影响之巨。

日本政府在1945年战败投降前,主要通过军部系统和外务省系统来搜集、整理和编印有关毛泽东的资料。这些资料作为档案一直在日本国家级档案馆中保存至今,很好地还原了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九一八事变之前是红四军的主要缔造者和指挥者;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推动者;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期间是抗日战争的理论家和战略家。

(本文作者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日本神户大学协力研究员)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馆藏涉新四军档案的翻译、整理与研究”(15BDJ054)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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