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从政治宣传走向学术研究中的曲折
——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
日期:2018-06-12           来源:政治学人

首先应当说明,本文不能面面俱到,只想就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有关的研究状况表达笔者个人的看法,并且也不打算系统介绍反映这一领域进展的各种成果,只准备就笔者观感所及,集中讨论与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有重要关系的某些问题。因为,笔者的目的,不过希望藉此有限的篇幅,使所有熟悉和不熟悉中共党史研究的读者,多少了解一点此一研究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和它走向学术化的那种不为一般人所知的艰辛。如果多数读者读过此文后终于明白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何以未能尽如人意,知道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学术化程度有无可能进一步提高,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何谓学术?梁启超解释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如何观察事物才可得“真理”并以为用?则非有独立治学与实事求是二条件不可。换言之,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其独立性与科学性。没有“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却不计其功”的精神,即没有学术之存在。陈乐民有云:要求真学问,就必须能够并敢于“为学术而学术”,即“纯然地去采寻事之然和所以然。设若不是这样,在研究问题时或者随俗趋势,或者依凭一己好恶,或者存有事功之心,或者求`保险’、`稳妥’,于是便时然亦然,时非亦非,时作`违心之论’,那便是为学之大忌,学人所不当为”。“纯然地去采寻事之然和所以然”,可谓道出了学术研究之真谛。“纯然”,就是不为外力所左右,不受利禄所影响,且不因感情所蒙蔽,绝不为亲者、贤者、尊者乃至王者讳,也不因疏、劣、卑、贫而彰其恶;既不曲意暴露,也不存心护短,严格保持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到中共党史研究来说,就是要在搜集、验证和研究史料的过程中,在分析和说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扎实的史料,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人和事放到当时特定的条件和环境当中,用发展的眼光,从历史的大背景来认识,既不能从今人的标准来衡量,更不能对人对事取双重标准,或简单地以感情好恶先入为主地断定历史上的是非曲直,并用以支配自己对史料的选择和对事实结果的分析。

这样一种态度就是毛泽东也是赞成的。毛泽东对党的历史的认识虽然受到其政治判断的影响,但理智上却从来都是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主张凡事都要实事求是的。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强调对中共党史必须“进行客观的研究”,研究“必须是科学。如何才能做到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借用叶圣陶一句比较形象些的话来说,就是要“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自陷于是非之中,听凭主观情感左右自己的价值判断,虽然也可以研究,也可以有“成就”,却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和成就。

以1949年后最早出版的比较系统的中共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例,它原本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于1951年上半年为刘少奇起草的一篇在纪念中共诞生3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因其较1944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完整地总结了30年来中共党内的功过是非,深为毛泽东所欣赏,故毛阅后当即指定改以胡乔木名义迅速发表。这本简明中共党史读本的突出特点在于,第一,宣传共产党的丰功伟绩;第二,强调毛泽东一贯正确,而党的光荣、正确、伟大均来自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和他坚持不懈地同各种错误路线、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第三,以毛泽东的著作解读中共历史。显然,它只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宣传形式,与学术研究没有多少共通之处。

正是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胡乔木的这个小册子一出来,很快就成为以后有数的几种不同版本的中共党史著作的范本。在此之前,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曾一度令人瞩目。该书乃由吴玉章耳提面命,继承了张闻天延安时期所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史论结合的写法。但胡乔木书出来后,中共党史基本上就进入以论带史的时代了。受教育部门委托,何干之主编的最典型的以论带史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从此成为最主要的教材。新讲义的特点是“以乔木同志的书为经,以伯达同志的书为纬”,同时参照毛泽东的著作和党报各个时期的社论。此后的中共党史读本无一例外地也是如此办理。与此同时,从50年代初起,宣传、教育等部门就陆续做出规定,强调要“通过党史宣传与教育,帮助人们了解党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系统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增强识别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于是,中共党史很快就以“政治理论课”的形式进入了各高等院校和专科学校的课堂,先是规定学习毛泽东的有关文章,然后是规定学习中国革命史,之后则规定直接学习中共党史。对党史的学习,逐渐普及到各行各业。中共党史自此在形式上也彻底脱离了历史学的范畴。以至于改革开放以后,当人们可以独立地从事党史研究之后,不少人干脆搞不清它究竟属于理论宣传呢,还是也可以算做一门学问;如果它可以算是一门学问,那么它究竟应当属于政治理论,还是应当属于历史学。

把中共党史研究等同于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所造成的最大后果,就是伴随着中共路线及政策的变换,以及随之而来的党内斗争的起伏与发展,对中共党史的解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时然亦然,时非亦非”的怪现象。这种情况在50年代后期即开始清楚地表现出来。从批判历史上的两条军事路线,到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投降,人物臧否备受影响。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京市委主持编写的新的中共党史讲义,干脆提出“一根红线”的观点,不从中共上海发起组开始讲党史,要从韶山冲开始讲,不要说陈独秀不能讲,就连李大钊也不能多讲,否则就有“抬李压毛”之嫌。到60年代中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这种现象更是恶性发展,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在毛泽东之前或与毛泽东同时代的党的领导人,在中共党史书中或者被隐去姓名、事迹,或者都成了反革命,共产党历史上的每一项成功,不管有无事实依据,统统记在了毛泽东个人身上,所谓中共党史成了个人崇拜史。不仅如此,中共党史还成了一种政治晴雨表,谁在台上就捧谁,谁下台就骂谁。党史教科书翻来覆去地改写。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共党史的作者就大书特书,居然连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也改成了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林彪叛逃摔死,中共党史的作者马上就大批特批,把林彪从头到尾都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连同林彪过去的战功也一笔抹杀。类似的现象不一而足。在这里,历史真的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政治也者,时与势之术也。时过境迁,势去道移。由于政治本身必须应时应势而变,政治宣传的内容通常都只具有时效性。不是宣传不重要,问题是简单地把中共党史研究同需要应时而变的政治宣传等同起来,难免因其过分具有宣传意味或变来变去而严重贬损其自身的价值,引起人们对公开宣传的中共党史内容的真实性的怀疑。80年代书肆坊摊上畅销的各种粗制滥造的“揭秘”史学的流行,最典型地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低,已不是什么新闻。一位作者在文章中就公开讲:“1921至1949年的中共党史,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可谓辉煌灿烂……相比之下,研究这一时期的党史著作却是淡然无采。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青年学生对此类著作表示生厌”。因为“此类著作的绝大多数结论不是来源于作者个人的分析,而是采撷于某人讲话、某项决议、某次会议”,“其目的也不是如一般史学家对历史进程进行描述或分析,而是拿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教”。相当多的党史学界人士其实也持有几乎同样的心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国史研究等其他相近的近代历史研究天地被打开,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的状况被打破,甚至不久后高校中共党史课程也被取消,改为中国革命史课程,结果是许多中共党史教师纷纷“跳槽”。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虽然改革开放了,中共党史研究也还是没有立即脱离政治化的束缚,中共党史仍属于政治理论课的范畴,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治学和实事求是仍难以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仍难以切实实现。结果,不仅是教中共党史的教师,就是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最牢靠的“学问”还是熟读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因为至少1949年以前所有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的解释,几乎都可以从那里面找到说法。

80年代前半期,在中共党史仍旧属于“政治理论课”,即仍旧属于党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工作内容的情况下,不要说完全改变唯上唯书的习惯不容易,就是普遍承认“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严格将中共党史的宣传与研究分开,事实上都很困难。关于要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正本”,以统一党史宣传和教学口径的说法,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提出来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党、全国都开始了思想解放的进程,中共党史研究崇尚实事求是,走向学术化,也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记得关于编定党史“正本”的说法刚一出来,虽然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必要,却也有不少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的人员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在提倡思想解放,强调实事求是的大好形势下,中共党史研究正在开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历史问题需要重新研究和探讨,这个时候急忙“定于一尊”,不可避免地会阻碍今后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和实事求是精神的贯彻,不利于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进程。毫无疑问,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意见,就是因为在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上,自1979年以来,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走向学术化的新气象。

历史研究本身既不是为谁找说法,也不是为谁讨公道。所谓“拨乱反正”,不过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历史研究的一种附带的功效罢了,它并不是历史研究本身应有之义。但80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可以说却基本上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阶段。好在这种“拨乱反正”对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推进,是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的。这是因为,不管人们怎样理解这四个字,这时的所谓“拨乱反正”,实际上并不仅仅是针对“文革”中那些胡编乱造的“两条路线斗争史”而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1949年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背离实事求是精神而来的。比如研究者们不仅为刘少奇、瞿秋白、彭德怀等大批在“文革”中倍受冤屈的党史人物鸣不平,而且也提到了大量“文革”以前就久已存在的问题,像写五四运动要不要肯定陈独秀的功绩;写中共一大的代表可不可以写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的名字;写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否也应该讲到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以前的几期及其主办人,以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是否不能只谈毛泽东一个人的作用,如此等等。不过,主要从拨乱反正的角度来研究人物及其历史,难免会较多地侧重于政治评价。而过多地从政治评价的角度来研究人物,必然存在着掌握政治标准或宽或严和不易避免掺杂感情因素等问题,研究时容易太多地纠缠于左右对错的争辩,或者忽略研究者应持的客观平实的学术态度,或者因政治本身的局限而使研究无法深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讨论最热烈的陈独秀问题,就反映出这种情况。

关于陈独秀早期作用的评价,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是这样说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急进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胡乔木在这里强调陈“五四”时只是“急进的民主派”,虽然后来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但“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仿佛这样就可以证明,陈独秀后来为什么会走到“右倾投降”的地步。胡乔木的这个说法延续了几十年,并且陈从“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干脆变成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陈之当选中共领导工作,也被说成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缺乏经验”和过于“幼稚”。

有关陈独秀的政治评价问题,严格说来不是历史学范围内学术研究必须讨论的课题,但这种人物的政治评价严重妨碍正常学术讨论的展开,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当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中共党史学界很快就有人提出了新的看法。1979年2月,中共党史学界即就此召开讨论会,会上虽然有人仍坚持认为陈独秀不仅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但已有不少人提出,陈独秀在五四后期,即建党前后“观察社会问题的方法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了,他“已经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成为我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会后在全国几十种报纸杂志上发表的80余篇研究五四和建党时期陈独秀生平思想的论文,除了一篇坚持陈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外,几乎所有文章都肯定五四后期建党前后的陈独秀已经“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然而,同中共党史中其他一些更敏感的问题相比,围绕着陈独秀早期作用的评价问题所展开的这场讨论,对推进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进程影响并不明显。这是因为这时几乎所有为陈独秀鸣不平的文章都异口同声地重复着胡乔木关于陈“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以便表示自己的观点并没有脱出权威的轨道。而事实上,从后来公布的胡乔木的文稿成文过程可以看出,胡在最初起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时,原本也没有否定陈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肯定陈当时已是“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了。后来仅仅是因为考虑到“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与“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说法易生歧异,才在毛泽东的赞同下,把那个“最”字取消,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换成了“社会主义宣传者”这种语义含混的用词。这就是说,即使毛泽东也未必认为陈独秀在创建共产党的时候,以及在成为党的领导人以后,还是所谓“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因此,虽然肯定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属于拨乱反正,但这在当时确实也很难说在学术上有多大的突破。

在陈独秀问题上的“雷区”,最主要的是他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的问题。因为无论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还是在《毛泽东选集》当中,都有过很尖锐的批判。突破《决议》和《毛选》的说法,在80年代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即使在80年代初,一些学者已经在尝试着这样做了。向青1979年即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示了不同意关于陈独秀因违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英明指示而导致革命失败的说法,认为这是对当时的情况“没有历史地科学地加以分析”。所谓陈独秀的错误,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纪律的问题,而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的问题。他提出:“我们在党史上所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把共产国际的错误加在了陈独秀的头上,而且把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国民党内的苏联顾问——魏金斯基、鲍罗廷、罗易等等所做的错事也都一古脑儿加在了陈独秀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曾接连出版过有关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方面中共党史著作的廖盖隆,次年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过去所说的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多次应该反击国民党右派而没有反击,其实是和共产国际把主要希望寄托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指导方针,和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苏联顾问的主张有关的。特别是大革命进入后期,即1927年上半年以后,形势变化很快,情况错综复杂,莫斯科在几千公里之外遥控指挥中国革命,要及时地正确地指导实际斗争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时有些指示是对的,也来得太晚了。“例如共产国际曾建议我们党武装工农,但是革命都快失败了才来建立武装,怎么来得及呢?”

1980年,《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刘少奇题为《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一文,这几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党的领导人惟一一篇公开批评大革命时期“左”倾错误的文字。他明确指出,正是大革命后期的这些“左”倾错误,“加速了革命的失败”。显然是受到这一文献发表的鼓舞,长期以来对所谓陈独秀压制工农运动导致革命失败的说法抱有疑问的一些学者,很快就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比如郭绪印当年即发表文章指出: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等高校教材关于“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一贯否认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农民的革命斗争”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陈独秀指出农民运动中存在大量“过火”行为,“是尊重客观实际的”,并非像一些教科书所写的那样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农民运动的污蔑”。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说法和观点事实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决议》和《毛选》上的定论。然而,由于论者并没有直接否认陈独秀犯有“右倾错误”,相对来讲,这个突破还只是局部的,不大容易触“雷”。但是富田事变问题的重新探讨和结论的改正,则是这时对《毛选》中已有历史结论的一个更具典型性的突破了。

富田事变长期以来被说成是江西苏区内部暗藏的反共组织AB团策动的一场反革命事变。然而,1979年底戴向青发表了《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一文,对富田事变的性质做了完全不同的说明,明确认为这场事变并非反革命事变,对事变参与者的镇压是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其《富田事变考》更对所谓富田事变领导人杀害上百名拥护毛泽东的干部和群众的说法进行了具体的考证,说明此说纯属子虚,所谓富田事变完全是一起冤假错案。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比较全面地吸收了戴向青等人的研究成果,肯定“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80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因为,中共党史上的这种突破,经常并不完全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往往会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西路军问题,解决起来就相当艰难。西路军问题的核心是“张国焘逃跑路线”的问题。由于张国焘于1935年10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坚持退往西康,并另立中央,因此被指为退却逃跑路线。按照《毛选》中的说法,“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其注释还具体解释说:“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对于上述说法,1982年严实首先发表文章指出西路军的组成是在渡过黄河之后,而非在此之前;渡河后是向甘肃西部河西走廊前进,而非青海;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也并非是张国焘“擅自决定”,而是根据中共中央宁夏战役计划,按照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指示行事的。1983年,丛进发表文章,进一步指出:“上述断语和注释,是多年来党史界论述西路军问题的依据,也是一些革命回忆录的基本口径。有些党史著作和文章并有所发挥……至今,全国各高等院校的中共党史讲义的说法也大致如此。”但不仅上述不是事实,而且西路军本身的任务也是中共中央所赋予的,不能说是“按张国焘的错误命令沿甘肃走廊西进”。文章并且特别就《毛选》中提到上述断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成文时间提出质疑。因为此文标明成文于1936年12月,但文中对张国焘路线的批判和有关西路军失败的结论,都明显地与成文时间不符。与丛进文章同时发表的竹郁的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则比较全面地讨论了西路军问题的来龙去脉。文章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与张国焘的逃跑路线无关;第二,红四方面军西渡是根据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按照宁夏战役计划所采取的作战行动,并非执行张国焘的“西进计划”;第三,西路军的失败除敌我力量悬殊、环境困难等客观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西安事变后它担负着牵制配合河东中央红军作战及国共谈判的任务。西路军未能及时突向新疆,而是在条件极端不利的河西走廊浴血鏖战,创造完全无法实现的根据地,是服从中共中央全局部署的一种结果,并非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行事。

但是,丛进、竹郁的文章,以及随后发表的陈铁健的《论西路军》一文,却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评。刊登竹郁、丛进等文章的这一期《党史研究资料》未及全部送到读者手中即被收回。其实,这种批评是否必要,大可怀疑。因为很快就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研究当中发掘出大量新的史实,证实所谓“打通国际路线”以及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都与中共中央接取苏联军事援助的整个战略部署密切相关,与张国焘“逃跑路线”没有多少关联。不仅如此,几年之后,即1991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时,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也被接受了。在新版《毛选》中,尽管毛泽东先前的说法难以改动,但改写的注释已对西路军给予了全然不同的评价。新的注释称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师后,“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这在事实上否定了《毛选》关于“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的说法。

把历史研究与许多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是困扰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围绕着皖南事变问题发生的争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皖南事变刚刚结束,许多情况尚未来得及调查和汇集,中共中央就通过决议,严厉批评新四军政委项英自抗战开始以来就与中共中央存在着政治原则和军事方针上的分歧,“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做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国平)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决议认为项英不仅“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且像张国焘一样犯了不服从中央的组织错误。再以后,随着延安整风将王明列为右倾投降主义的党内代表,项英则进一步被定性为王明路线的主要追随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着如何认识项英错误,以及如何看待皖南事变的问题,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意见。最富戏剧性的,是作家黎汝清的大胆介入,并尖锐批评党史工作者把一潭清水搅浑了,不仅断言项英要对皖南新四军失败负全部责任,而且提出一个项英的“三山计划”来,说历史不仅要研究资料,而且要研究心理,史学界过去不仅不研究心理,就连资料的选择都各取所需,不少根本就搞错了。他认为,项英选择南下茂林根本就是抗拒中央关于要他到江北敌后去与陈毅部汇合的方针,打算拉上部队南进到国民党后方大山里去的冒险计划。所谓中共党史学者把清水搅浑的说法自然是极而言之,但研究皖南事变的党史工作者在资料引用上容易各取所需,感情的倾向性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却是时有发生的事情。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当年在江南项英领导下和在江北陈毅、刘少奇领导下的许多新四军干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到争论中来,或者对争论的一方给予支持。结果是把一个历史问题搞成壁垒分明的样子,甚至你有你的阵地,我有我的阵地,研究者不沾皖南事变问题则已,沾则往往会弄成一方称道,而另一方驳斥的复杂局面。

类似皖南事变这样的情况,在中共党史上自然远不止这一个。西北局的历史问题、东北抗联的历史问题等等,都与皖南事变的问题没有什么两样。任何一篇涉及到这些问题的研究文章,都可能引起一场“官司”。由此不难看出,完全无视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毕竟事关执政党的历史,而且距离今人太近,任何一个说法的改变,都可能影响到某些在位者及其相关亲友的感情和利益。也正因为如此,现实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也就很难完全避免。当然,换个角度来考虑,由于上述及其他情况的存在,也就使中共党史中存在的疑点、难点和需要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问题相对较多,只要肯于钻研,勤于思考,普通研究者还是有大量出成果的机会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学者们在许多基本史实的研究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如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组成情况;俄共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及活动的情形;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代表人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工作的情况及国共“党内合作”政策提出的经过;苏联顾问鲍罗廷来华及其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时间及经过;“三·二0”事变发生的原委;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经过;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所谓10万农军围长沙的问题;八七会议的情况;十一月紧急会议的情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赣南会议的情况;宁都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内容;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及会后传达的内容,等等。又如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差不多从共产国际七大前后就算起了。有的文章甚至连1935年的《八一宣言》也给捎上了。凡是王明发表的主张联合国民党的言论,都统统以妥协投降视之。为了强调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对王明和共产国际的一切主张都要戴上“右倾”的帽子,因而任何认为中共中央从“抗日反蒋”方针到“逼蒋抗日”方针的政策转变,受到过共产国际影响的说法都不能接受。至于1937年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议派王明等人回国,就更是被一些人怀疑是要夺毛泽东权的重要政治步骤而严加斥责。对此,有学者接连发表文章,从史实上对于相关的一些说法一一加以辨正。此后出版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更系统地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在30年代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做了正面的说明,对一般党史书中所谓毛泽东1937年底1938年初坚决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的说法,也依据史实重新做了解释。所有这些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史实,大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才基本上弄清楚的。用“丰硕”两个字来形容改革开放2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在史实研究方面的收获,无论如何都是不过分的。而中共党史学术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些深入的史实研究来推动的。

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并采取双重标准,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说“好人”,一切都好,即使有严重错误,也要再三肯定动机好;说“坏人”,一切都坏,即使动机未必不好,也一定要按照“动机效果统一论”将其动机解释成居心不良。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其党性原则和阶级立场。殊不知,在历史研究上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只能是越研究离历史真实越远。

举一个写“好人”的例子。长期以来,写中共三大以及写陈独秀三大后提出所谓“二次革命论”经过的中共党史读本,大都强调当时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因为他既反对陈独秀的右倾,也反对张国焘的左倾。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史实上的依据。毛泽东当时发表过一篇《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其中所表露的观点与陈独秀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而后来马林档案所记录的毛泽东当时的谈话,更清楚地显示了毛泽东与陈独秀观点相近的情况。但是,直到80年代,大家视而不见,没有人提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好像它根本不存在。即使有人注意到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在回忆中引用了当时批评毛泽东这种倾向的信件,也断然拒绝相信这是真的。

再举一个写“坏人”的例子。仍以上述对王明的评价为例,一些著作在讲到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和回国后一段时期的表现时,基本上无视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和召开后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所做的积极工作。多半仍旧是先认定王明是“坏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后在王明的文章中找出几句可以归结为“右倾”言论的词句来,最后得出王明美化、抬高蒋介石国民党,要共产党向国民党妥协投降,把政权和军队让给蒋介石这样一个吓人的结论。其实,哪怕稍微客观一点,我们就不可能从王明当时的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更何况,在当时统战的条件下,共产党领导人公开讲的是一回事,心里则往往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些考虑有时只有在一些内部的高层会议讲话里才能看到。奇怪的是,当人们主观上认定某某人是“坏人”以后,经常是连读他的讲话的感觉也变味了,眼里只剩下那些可以被视为问题的词句了。很显然,有些研究者是读过王明这时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的,但却只是注意到他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了,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没有注意到他紧接着所讲的:因此,现在尤其要注意保存红军的独立性,第一要保障党的领导;第二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第三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第四要使之成为打胜仗的模范。要将我们的军队扩大到30万。他们只注意到他说我们不应当说谁领导谁,而应当提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却视而不见他紧接着强调的在政治局以外不能说的话,即“对于革命前途问题,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但“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加强国共合作是争取将来不是国共关系破裂,而是革命与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的分子到我们领导下来,“使右派最后滚出去”。很显然,如果我们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王明的文章和讲话,是不可能得出那些吓人的政治结论的。

90年代以后,由于中共党史不属于政治理论,而属于历史学的大局已定,中共党史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开始大量接触史学研究的方法与规范,因此不少论著的写法明显地减少了许多武断的定论,而多了几分依据史实的分析。

把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以及新版《毛泽东选集》注释,同以往的中共党史读本和第一版《毛泽东选集》注释加以对照,可以很清楚地看出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所取得的重要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新的史实的研究方面,一个是在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已经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以史实叙述为主的著作,不再是过去那种“政治理论”读物了。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包括《毛选》注释在内,也特别强调了“客观和准确”的问题,即使不得不做政治评价,也力求语言平实,大量删去了诸如“早年投机革命”、“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忠实走狗”之类的政治否定断语。而对于学术界来说,进入90年代以后中共党史研究上最为重要的一个进步在于,80年代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提出的“正本”的概念,这时已经不复存在了。尽管,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在相当程度上仍存在着“宣传”的价值取向,不完全是为了学术研究,但不坚持“定于一尊”,不人为地设定一个禁止前进的界限,不管这种运作方式尚存在什么缺陷或不足,都不至妨碍学术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就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而言,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提及的情况。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是更多的研究者转到研究1949年以后的问题上去了,影响到有关1949年以前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较前十年有所减少,再加上大多数题目80年代已经做过,结果是许多所谓新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出现大量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不过,比较而言,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应该说还是很引人注目的。例如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该书虽未能非常全面地反映周恩来的一生,1989年版中也还有一些史实上的讹误(全传已做了部分订正),但它毕竟能够运用大量常人难以见到的档案文献史料,在写法上、分析上,以及史料引证和注释上,都能够做到基本上严谨可靠,这足以显示出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无论是毛泽东生平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研究、中共对国民党的策略研究、陈独秀研究等方面,也都出现了一些具有个性化的、能够反映学者独立治学、独立思考的“不同的声音”。如80年代末出版的肖延中的《历史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及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发展》、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90年代出版的何友良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戴向青和罗惠兰的《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等,都值得称道。当然,如果从史学的标准来要求,上列各书中多数也都还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些的似乎是研究中共党史的某些论文,如章百家的《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策的演变》、杨奎松的《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等,都是笔者视野所及在学术研究上比较规范且有相当新意的成果。

即使进入到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在整体上仍不能同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的水平相比,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自然,这里可能有笔者眼界不广和细心不够的缘故,但在翻阅了90年代几乎全部《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资料》、《中共党史资料》、《近代史研究》以及大部分《中国现代史》报刊复印资料,查阅了中央党校图书馆和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有关藏书目录,并调阅了某些著作之后,笔者自信在这方面的缺漏不会在总体上影响笔者判断的正确性。

那么,什么样的中共党史论著才算是真正具有学术水准呢?在笔者看来,首先是有新意,其次还要看是否具备两方面的素养,一是史家的功力,一是史家的眼光。不能给人们提供重要的符合历史真相的新的观点的研究,只是修修补补,或讲些抽象的“意义”,题目再大,写得再好,也是炒冷饭,谈不上学术价值。这一点,中共党史学界一般不会有太多的异议。问题是仅仅强调新意还不够,中共党史研究既然公认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衡量其学术水准高低自然不能离开对研究者史学训练及素养的判断。对此,不少中共党史研究者似乎不屑一顾。因为他们仍旧相信弄清历史事实很容易,关键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胡绳就讲:“历史事实的真象是需要弄清楚的,不弄清楚就谈不上进行科学的研究……但弄清事实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没有哲学的修养,没有经济学的修养,不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这个但书反映出中共党史学界对史学训练远不如对理论训练重视。不错,中共党史研究者大都有较好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能力。没有这样一种素养和能力,对中共自身的意识形态语境都弄不明白,不可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但是,中共党史既然是一种历史,并且是处于极端复杂环境中的一种历史,弄清“历史事实的真象”就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专门的知识和素养。而我们过去许许多多中共党史的论著之所以总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往往只凭几条自认为最有意义的史料就敢于高谈阔论,轻率地做出结论,甚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去分析、归纳和演绎,去讨论什么必然性和规律性。殊不知,弄清事实固然是历史研究的“开始”,但历史研究的一切结论却都是建立在这个“开始”之上的。要想弄清事实,就必须具备史学的一般素养,比如占有史料要全面,运用取舍要合理,引证要准确,注释要规范等等。笔者之所以自认为以上所举的论著,尚可代表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它们中多数所反映出来的作者的史学意识要比笔者所看到的一般中共党史的论著要好些。

弄清史实之不简单,关键还在于研究者是否有治史的眼光,这就涉及到史学界所再三强调的态度要客观,视野要开阔,史料诠释要合乎“当时之实事”等标准了。当然,对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能否保持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中共党史学界又恰恰最难。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强调“客观”地研究中共党史在政治上已经不再犯忌,但这不等于当你改变一种陈说、提出一种新观点时,肯定没有人会追究你的“政治倾向”或“政治导向”问题。任何个性化的研究,弄得不好,还是有一定危险的。

要解决中共党史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除了应该给学者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坚持言者无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以外,中共党史研究队伍自身的调整和提高也十分必要。一方面应充实历史学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员,另一方面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人员似乎有必要努力加强自身的史学训练和提高自身的史学素养。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那就是应当迅速提高中共党史研究刊物的学术水准,最大限度地堵塞政治化的中共党史研究产品的出路。总之,中共党史研究如果不能按照史学的要求向着规范化、高质量的路上走,怕是很难真正成为一门得到社会公认且受人尊敬的学问。

好在,历史每天都在向前延伸,无论如何曲折,它也总是要前进的,任何个人意志改变不了的。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和变化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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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岳雪侠 黄世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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