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涛:从百年党史看两个“历史决议”的伟大意义
日期:2021-09-16           来源:河北党史网


1945年4月,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决议》);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决议》)。这两个《决议》是党史上著名的两个“历史决议”,均妥善解决了党内历史遗留问题,对过往历史作出科学结论,进而极大促进了党的团结和思想统一,极大推进了事业发展。以往著述大多对这两个文献分别进行研究,大历史、长时段的贯通式研究甚少。从百年党史视角,综合考察这两个《决议》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主要内容,分析其历史价值及当代启示,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决议》产生的历史背景可概括为一句话: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清除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给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党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为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懈探索,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有成功的喜悦,也经历过挫折。大革命失败后,党走上创建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着重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无论是巴黎公社革命,还是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在中心城市发起的。俄国是当时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但若从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开始到十月革命发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也已搞了50多年。其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产业工人在五四运动前夕仅有200万人左右。因此,在这样一个东方大国进行武装革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新课题,无法也不能照搬现成的答案或经验。然而,中国共产党当时在理论上还不成熟,加之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致使在党内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现象。

毛泽东作为党内正确意见的主要代表,从实际而不是本本出发,深刻分析国情,创建工农红军,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中国革命新路,使革命力量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但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有留苏背景的王明等人作为“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处于领导地位,热衷于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搞“城市中心论”。他们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说成是“游击主义”,声称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等新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1932年春,中央红军奉命围攻赣州城,激战33天后以攻城失败告终,伤亡3千多人。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瞎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之后,遵义会议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却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历史问题作结论。

1937年11月,王明抵达延安,并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因有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背景,王明在延安颇受尊重,四处作报告。然而,王明对当时中国的国情并不了解,也缺乏在国内工作的经验,致使所作报告在内容上颇为空洞。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在此次会议上,王明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强调要“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事实证明,王明的主张是错误的,必须坚持毛泽东等人提出的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性的主张。

在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下,共产国际在了解了相关情况后,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明确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全会在认识上达成一致,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主张。

但此时以教条主义为主要形态的主观主义在党内仍有不小影响。1940年3月,王明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不久,即在延安再版了集中反映其“左”倾路线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这使毛泽东愈发意识到清除党内主观主义影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自1940年秋开始,毛泽东亲自主持编纂“党书”《六大以来》。1941年春,毛泽东将自己在中央苏区写的几篇农村调查报告结集出版,在序言中批评了“钦差大臣”现象,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2],将矛头直指教条主义者。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即整风问题。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和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揭开了全党普遍整风的序幕。毛泽东精辟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从组织上确认了毛泽东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既成事实。同年9月至11月,中央政治局连续三次召开会议,揭批王明的路线错误。

第一个《决议》以毛泽东1941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1944年5月开始起草,专门成立了“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主持。起草工作历时近1年,数易其稿。毛泽东后来直接主持,并前后作了7次修改。第一个《决议》共7个部分,不少文字是毛泽东加写上去的,包括第一部分全文。参加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许多高级干部参加了第一个《决议》的修改和讨论,并提交出席党的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所以说,第一个《决议》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断断续续开了11个月。1945年4月20日闭幕当天,在反复讨论、酝酿和修改的基础上,全会通过第一个《决议》。第一个《决议》全文近2.8万字,系统总结建党24年来的历史,重点总结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这10年的历史,对这10年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尤其是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第一个《决议》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在“结语”部分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3]

第一个《决议》的重大意义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顺利结束。第一个《决议》的通过,对建党24年来的历史作出正式结论,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顺利落幕。二是为党的七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是党的七大的筹备会,第一个《决议》为党的七大定了基调。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回顾了建党24年来的光辉奋斗历程,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深刻总结了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党的建设的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标志着我们党正式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大会郑重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团结和统一了全党思想。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团结。这就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4],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5]。邓小平后来评价说:“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1945年。我们从1921年建党,经过了24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6]

第二个《决议》产生的历史背景可概括为一句话: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团结一致向前看。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引导和支持下,全国展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有力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此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不过,历史遗留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关于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历史,社会上特别是党内的认识并不一致,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央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有步骤地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但系统梳理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作历史结论,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社会上,1978年年末起,有人采用“文化大革命”中最常见的形式,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打着反思“文化大革命”、呼吁“民主”的旗号,攻击毛泽东,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警觉的信号。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二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恢复其名誉。当时党内出现了反对和支持给刘少奇平反的两种不同声音。

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不一致,说明党内在现实问题尤其是指导思想上的认识还不一致。因此,尽快起草第二个《决议》,尤显紧迫。

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新中国成立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作了初步总结。同年11月,第二个《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起草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敏感性和复杂性的文件,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曾有人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主张缓一缓。1981年5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7]

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先后十余次约见中央及起草小组的负责同志,就第二个《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提出具体意见。在看了起草小组草拟的第二个《决议》提纲后,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明确提出3条总的要求: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对一些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第二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可以说,邓小平为第二个《决议》定了基调,为第二个《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提供了根本遵循。他的有些话直接被吸收,写进了稿子。

第二个《决议》前后写了一年多。讨论稿写出后,一再讨论、修改。大的讨论有四轮:1980年10月的4千人的讨论,接着是小范围40多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经过了反复修改,用邓小平的话说,“经过不晓得多少稿”[8]。不少好的意见都吸收了。譬如,1981年3月,陈云同志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这样就把毛泽东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写清楚了,“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9],这个意见得到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所以说,第二个《决议》和第一个《决议》一样,体现了党内民主,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整个起草过程,邓小平用两个“相当”作了评价,即“相当认真、严肃”“相当仔细”。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共有两项议程: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开幕当天,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文献约3.4万字,共分8部分,有8个标题,分别是:(1)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2)建国以后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3)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4)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5)“文化大革命”的10年;(6)历史的伟大转折;(7)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8)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关于第二个《决议》的主要内容,全会公报是这样表述的:“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10]可概括为四句话: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探索新实践。第二个《决议》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点概括为10点,这实际上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这正是邓小平理论着力解答的问题。

第二个《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1]这句话是定性的。第二个《决议》同时又强调,要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10年历史区别开来,不能因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把这10年历史描得一团漆黑。第二个《决议》指出,我国国民经济在“文化大革命”中虽遭到巨大损失,仍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包括成功进行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成功育成并推广籼型杂交水稻;对外工作也打开新局面,包括我国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次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后来的对外开放作了很好铺垫。第二个《决议》强调:“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12]换句话说,绝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

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第二个《决议》第七部分开头就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13]当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既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在苏共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震动和混乱。联系近几十年来不时兴风作浪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来看,第二个《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体现了非凡的政治眼光和智慧。

关于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第二个《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4]第二个《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总结和阐释,从六个方面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如何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科学概括,把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第二个《决议》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既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不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也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这论及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揭示了理论创新这一重大命题。

就文本比较而论,前后两个《决议》有个明显区别,即第二个《决议》不再沿用“路线斗争”这个概念。过去讲党的历史上有10次路线斗争。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好多讲的‘路线’,并不准确,而且用得很多很乱。”“十一大,不要谈什么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谈路线问题。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毛主席的错误,如果讲到路线问题,也讲不清楚。”[15]这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第二个《决议》的重大意义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16]。全会公报明确指出:“这次会议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17]

重视在思想上建党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显著政治优势。第二个《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科学、正确的结论,纠正了“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使全党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愚公移山》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闭幕词,第二个《决议》结尾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由此可以看出两个《决议》之间的关联。

第二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工作的结束,自此中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第二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响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8]。在探索中走出新路极为不易,不时受到“左”或右的干扰,引发姓“社”和姓“资”之争。右的声音鼓吹全盘西化,质疑、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左”的声音思想僵化,排斥改革开放,错误地认为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党的十三大正式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确立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改革开放为总方针,旨在抵御“左”的干扰,避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旨在抵御右的干扰,避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两个基本点相辅相成,支撑起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条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为我国沿着正确方向探索前进提供了根本遵循。而这层意思,第二个《决议》已作了很好铺叙,既强调要不断充实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又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充分体现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成熟。

历史学的发展在中国源远流长,留下了许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名篇。我们党推出的这两个《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全面、辩证、发展地看待和总结历史,突破了以往研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局限。因此,两个《决议》不单是党史上的重要文献,还注定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不朽名篇。

两个《决议》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体现了政治家的真知灼见。譬如,邓小平在谈到起草和修改第二个《决议》时,指出提交的提纲铺得太宽,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一些;强调“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19]。两个《决议》都有高度,有思想深度,写得大气磅礴,富有感染力。譬如,第一个《决议》讲我们党经过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说“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20]

两个《决议》的诞生说明,我们党十分重视并善于总结历史,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两个《决议》都着重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正是基于对“左”的危害的深刻认识,党的十四大修改党章,特意在“总纲”部分谈党的建设时,增写了这样一段话:“……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1]

两个《决议》都是树立正确党史观的典范。习近平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22]

两个《决议》都是总结历史、开辟未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历史文献,凸显了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初心和使命,见证了我们党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对于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要有敬畏之心。学习两个《决议》,重在学习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鼓与呼,为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鼓与呼。


注释: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4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8—999页。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3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

[6]《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306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

[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1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7—848页。

[1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1页。

[1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7页。

[1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5页。

[1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6页。

[15]《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549页。

[1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8页。

[1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7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2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

[2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

[22]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25页。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1年第3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编辑:苏静    孟文倩(实习)      责编:刘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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